酒的作用常常是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”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高兴时痛饮以尽兴，不高兴时小酌以消愁。有人以喝酒为累，比如在应酬公关活动中陪吃陪喝宁伤身体不伤“感情”之类；有人则以纵酒称逸，比如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以“酣饮为常”。对于以喝酒为累的人来说，不妨从竹林七贤纵酒之中领略一下其超然的风姿情调，不过那真需要具有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于山水之间”的情怀才能做到。

　　竹林七贤是汉魏之际的七个士大夫：嵇康、阮籍、阮咸、山涛、向秀、王戎、刘伶，他们都是一时名流，跌宕太行之脊，共同的特点就是嗜酒，相聚后往往肆意酣畅。阮籍本不屑于做官，但是听说有一个“步兵校尉”的官职空缺，该官职管辖的“厨中有贮酒数百斛”，便想办法谋得了这个职位，所以有人把他叫阮步兵，因酒而得名。沛国（今安徽宿县）人刘伶酒瘾，可以把酒当水喝。但是他老婆管得严，常常把家里的酒放起来。有一次刘伶口渴得厉害，便向老婆讨要。死缠硬磨，老婆不给，他发了脾气。老婆在神庙前祭祀，向祖宗哭诉：“君饮太过，非摄生之道，必宜断之！”那意思是说，喝酒不利于健康，求鬼神帮助夫君把酒戒掉。刘伶就跟老婆商量：“这个办法不错，‘我不能自禁，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’，你供酒肉于神前，我亲自向鬼神许愿。”老婆信以为真，按照礼俗将大块肉大碗酒摆在神案上，让刘伶发誓。谁知道刘伶跪下来说的却是另外一套：“‘天生刘伶，以酒为名’，我的酒量一次可以喝十斗，平常喝五斗根本没有问题，‘妇人之言，慎不可听！’”说完便引酒进肉，痛饮起来，等他老婆发现时，他已经酩酊大醉矣。从此刘伶老婆再也不管他喝酒了。刘伶有两个酒习，一个是巡饮，就是一边行走一边喝酒。他经常随身带着一个酒壶，乘着鹿车，一边在山林间梭巡，一边饮酒。刘伶的一首《酒德颂》说的就是这种情景。还有一个是裸饮，就是脱衣裸形在屋中放怀喝酒。有人讥笑他，他说：“我这是把天地当房屋，房屋当衣裤。”

　　“七贤”相聚之时，能够敞开心胸，完全不必拘泥于世俗礼数，不必相互设防，饮酒谈笑，妙趣横生，笑傲权贵。有一次，嵇康、阮籍、山涛、刘伶在竹林酣饮，王戎姗姗来迟，阮籍说：“俗物已复来败人意！”王戎是“七贤”中比较庸俗的一位，在官职上虽然没有什么建树，家产倒置了不少，却非常抠门。这次他又是来蹭酒的，所以阮籍讽刺他，说他来了就让人扫兴。王戎也不恼，反正有酒喝就中，笑着回答：“你们有这么好的兴致怎么能会让我给扫了呢？”王戎比阮籍小24岁，两人也属于忘年交。王戎20岁行弱冠礼的时候请阮籍主持冠礼，有个叫刘公荣的高官在座。王戎说明来意后就想在阮籍家里蹭酒，阮籍心情正不错：“我这里刚好有两斗美酒，我们俩好好喝，这位刘公荣大人就免了。”二人交觞酬酢，真个把刘公荣大人晾在一边。不过言语谈戏还像是三人在一起，你一言我一语没有什么不自在。有人觉得奇怪，问阮籍为啥慢待刘公荣大人，阮籍回答：“比这位权贵强的，我不可不与饮酒；不如这位权贵的，我不可不与饮酒；唯有像这样的权贵，不能让他和我们一齐饮酒。”原来这位刘公荣大人标榜自己广交天下朋友，与人饮酒不分贵贱：“比我强的，我不能不和他一块喝酒；不如我的，我也不能不和他一块喝酒；和我一样强的，我同样不能不和他一块喝酒。”阮籍的态度正是对他的讽刺。

　　竹林七贤退隐山林，放纵形骸，嗜酒的程度有时候显得荒诞，但是他们的灵魂深处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充当社会脊梁的信念，仍然心系天下，只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，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，我们今天应当给予正确的理解。正如《晋书》本传评说阮籍：“本有济世志，属魏晋之际，天下多故，名士少有全者。籍由是不与世事，酣饮为常”。阮籍的母亲病逝，晋文王却让他伺宴，阮籍也没有推辞，坐进酒肉如常。有个叫做何曾的“司隶”看不惯，向晋文王告状，建议晋文王把阮籍流放边疆：“明公方以孝治天下，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，宜流之海外，以正风教。”阮籍何尝不知魏晋崇奉礼教，但他深知那只是做给别人看的虚伪面孔。曹操杀孔融、司马昭杀嵇康，所用不孝的罪名都是莫须有之辞。阮籍敢于在大庭广众挑战礼教，虽然不能说是对司马氏的抗议，至少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讽刺。七贤常以竹林相聚，代表的就是一种气节。竹子“寒风不变终身节”，颇有君子之风。所以魏晋文士对“比德于君子”之竹有特殊的爱好，素有“君子之与友也固宜”之说。据史料记载，司马昭称帝后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，阮籍不便于固辞，借着酒醉，躺了60多天，使得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，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。